老江南：工人尊严远超富士康

工人故事：江南厂的生产建设

“解放前，国民党的时候，电子、电线技术很落后。我们那时候没有无线电厂的，灯泡也是用的外国人的。我们用的东西都是落后得多。……日本人的时候，穷人吃苦在上海也蛮多的。日本鬼子是最坏的，看在眼里啊他妈的！有的老师傅要被他们审查，被他们抢东西。所以老百姓最恨就是日本人。而且过去上海啊，白相人很多，像什么黄金荣啊这些就是。他们不劳动，剥削下面的穷苦老百姓。苦的人太多了！……解放后的情况那就好多了，那叫天差地别啊！解放前的那些穷人，后来就变成了工人，进了工厂。共产党……把所有的穷人，失业的人叫到东亚那里，就是上海总工会啊，去开讲座。讲什么？讲中国的革命情况。他们问，为什么你们的穷人这么穷？我们会说啊，因为阿拉命苦啊。他们就跟大家说，不是你命苦，就是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三座大山，压得你们没有办法的！然后他们就一点一点地讲啊，讲得非常详细，讲到你明白为止。”

吴师傅是名副其实的“老江南”。1951年，他通过分配进入江南造船厂，从此一直在电工这个岗位上兢兢业业，直至1991年退休。今年85岁的他精神矍铄，说起解放前自己在上海目睹的社会两极分化、日本侵略者的横行霸道、流氓地痞的趾高气扬，依然咬牙切齿。在吴师傅看来，新中国成立意味着一个全新的开始。

1949年5月，解放军上海军管委接管江南厂。随后船厂马上抢修拖轮、厂房和设备，不少职工群众还主动把国民党撤退前隐藏起来的贵重器材、精密仪器、工具和图纸等资料悉数献交。到了1949年年底，船厂已基本恢复生产，复工职工总数达4000人。在“一五”计划之前，江南厂以突击修理海军舰艇为主。从1953年起，江南厂的生产任务则主要由船舶工业管理局安排，有造船也有修船，有军用品也有民用品，有客轮也有货轮，还有工程船。

那时候的吴师傅在电气车间，进厂前还参加了三个月的技术培训。培训是船厂自己办的，学习结束后要进行考核，考核通过才能上工。上工后还要实行一段时间的师徒制，即跟一个师傅边学边做，大学毕业生也不例外。师傅之间还有竞赛，比试谁的徒弟干得更快更好。作为军工厂，车间的劳动其实并不轻松。“热铁板很烫，夏天的时候就更不用说了，但电焊工还是要上去做电焊。车间里啊，冷的时候，极度的冷，热的时候，极度的热，非常辛苦！”吴师傅直言。那时的吴师傅每天工作八小时，车间三班倒，一般是早上八点到下午四点第一班，下午四点到晚上十二点第二班，晚上十二点到次日早上八点第三班，一周休息一天。像吴师傅这样的技术工人实行八级工资制，每月工资按其技术评级来计算。吴师傅当时每月工资66.7元。这是什么概念？“我们那个时候，大饼两分钱一张，吃饭八分钱管饱，一个月下来花十来块钱已经算多的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江南厂，工人在上岗前有培训，上岗后工厂分发劳保用品，真的出现工伤的时候，厂里也会“罩着”—吴师傅刚进厂时跟的老师傅，因操作机器不当引致爆炸，受了工伤。不同于今天的富士康等工厂的做法，江南厂马上把重伤的老师傅送进医院，全数支付老师傅治疗和住院的费用，给家属发放抚恤的同时还派工作人员去看望家属，“做思想工作”。老师傅伤愈出院后，又回到原来的岗位继续工作，一切如昔。

但真正体现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不是这些比解放前要好的“硬件”，而是工人能民主参与和民主管理自己的工厂这一“软件”。当时江南厂的组织架构是工厂-车间-工段-小组，车间主任、工段长和小组长由车间推选和指定候选人，然后车间内部开会对他/她进行评议，得到多数职工认可后他/她才能就任。“五十年代工人很少有对管理层不满，有意见主要是改革开放以后。评议嘛，要下面全体工人百分百拥护是不可能的，如果能得到百分之五十五的人拥护就是对的人，只得到百分之十五的拥护就不是对的人了。”那时工人和干部之间的工资差距也很小，一个普通的技术工人月平均工资是50元左右，厂长的月平均工资是120元左右，厂长的工资只比普通技术工人多一倍。另外，干部也常常到生产一线工作，没有“当官”的高高在上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