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海油如何一步步泯然众人

在商言政

多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专家指出，尼克森并购并非完全的商业决策，其中有获得全球性石油储量以及国际化管理经验的商业目的，同时也体现了部分政府部门人士“资源为王”的思维方式，还部分掺杂着国企领导人特有的政绩观（在十八大前夕宣布并购）。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能源经济研究室主任朱彤向《财经》记者指出，与国际石油公司（IOC）相比，中国三大石油央企的弊病和苦衷在于，政企不分的体制使其无法作出纯粹的商业决策。后者的海外收购反映了“对上级负责”的文化，前者并购时体现的是“对股东负责”的文化。

多年来，中国三大石油央企需要完成政府“保供”与“走出去”任务，同时要与同行比拼资产规模，防止自己被国资委整合进更大的央企。这导致他们在油价高点收购资产的决心往往比所有IOC都大，收购的资产规模也很大。

但当发现买亏了或油价开始走低时，剥离资产的止损措施却比IOC缓慢得多，甚至不敢作类似决策。因为难以向上级解释，甚至要承担“国有资产流失”的罪名。

大多数IOC一旦意识到油价有下降趋势，就会以最快速度剥离非核心资产，以求损失最小。壳牌从油价尚处高位的2012年左右即开始以每年数百亿美元的规模剥离各种非核心资产。该公司首席财务长Simon Henry近期又表示要剥离400亿美元资产。

多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中国海油前员工均指出，尽管中国海油高层有较清晰的目标和想法，但在战略层面缺乏创新，重大决策中缺乏战略研究支持，公司管理层过于自信，或者宁可相信外部智囊（例如投行），而不依赖内部研究机构。

《财经》记者获悉，几年前在对尼克森的并购中，中国海油并无一线战略研究人员完整参与。这一方面是为了保密，另一方面也导致决策缺乏系统研究的支持。

△出任中海油董事长一年多后，杨华抛出了“生死存亡”的问题△出任中海油董事长一年多后，杨华抛出了“生死存亡”的问题

政企不分的痼疾，还突出表现在激励机制的某些畸形。中海油在卫留成时代形成了高管期权和董事袍金的激励机制。这套薪酬制度缘起于2001年中海油赴美上市路演时股东的建议。为了让股东相信中海油具备对高管的激励机制，彼时的董事长卫留成等人设立了一套与国际接轨的薪酬和期权制度，财政部也予以批准。

这一突破一度令当时的中海油高管团队兴奋。“当时大家都以为真能拿到钱了，就等两年以后行权了。”一位接近该公司高层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

然而，2003年国资委成立，随即发文要求暂停此前的薪酬期权制度，中海油向国资委重新申报，再未获批。从此，中海油财报中披露的高管市场化薪酬均成为“名义收入”,实际收入则按国资委规定的原工资待遇水平执行。收购尼克森后，中海油派去的CEO的收入也按此执行，名实不符。

之所以如此，上述中国海油人士向《财经》记者解释说，“卫留成建立的与国际接轨的人力和薪酬制度与传统的国有体制完全无法对接，自己的那一套玩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