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乱能一直成为航运业向上攀爬的阶梯吗？

更多地缘政治冲击——包括美国对中国最新的贸易打击——为疲软的运费带来了一丝希望。但随着紧张局势升级，接踵而来的需求破坏风险正在敲响警钟，让对长期前景心忧的航运业更感担忧。

Pacific Basin首席执行官Martin Fruergaard表示，美国提出的针对中国造船和航运的贸易措施可能会以一种最终支撑运费的方式扰乱市场。

“这无疑将扰乱我们的市场。总体而言，我们认为这种干扰将有利于我们的市场，因为吨海里需求将增加，人们不得不重新调整船舶部署。”Fruergaard在上周五的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上个月提议，对中国制造的船舶每次停靠美国港口收取50万至150万美元的费用。此外，额外费用也将影响中国航运公司以及那些在中国造船厂订购新船的运营商。

Fruergaard表示，作为一家主攻灵便型（Handysize）和超灵便型（Supramax）的干散货船公司，Pacific Basin目前没有在中国订购新船，其112艘现役自有船队中25%为中国制造，剩余部分为日本制造。

按照这一比例计算，USTR的提案可能意味着Pacific Basin旗下的每艘中国制造船舶每次靠泊美国港口将面临高达150万美元的费用。若将其船队中另外17艘长租的非中国制造船舶计算在内，则收费可能降至50万美元。

此外，该公司还运营着130多艘短租船舶，Fruergaard未透露这些船舶的建造地，但他指出这些租约通常只有几个月，因此船舶可灵活调整。

Fruergaard补充称，Pacific Basin去年在美国港口的停靠次数约为600次，仅占其全球总量的7%，因此可以相对容易地调整船舶部署以规避这些费用。同时，他表示该公司的日本制造船舶可能会受益于运费溢价。

一个重大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在USTR计划下，香港上市的Pacific Basin是否会被视为“中国的船舶运营商”。如果是，该公司可能被迫完全退出美国市场。

类似影响将波及油轮和集装箱船

类似的情况预计将在其他主要航运领域上演。

Poten & Partners表示：“中国油轮运营商将不再停靠美国港口。而拥有中、日、韩造船混合船队的国际运营商，将会避免派遣中国制造的油轮前往美国市场。”

这家美国经纪商进一步指出，甚至那些在中国订购新船的国际运营商也可能退出美国市场。部分运营商可能会转售新造船，并改为在韩国造船厂下单。

“这将导致一个‘两级市场’，中国制造的船舶相较于韩国或日本制造的船舶将被折价。美国租船人可使用的船舶池将缩小，可能面临更高的运费。” Poten表示，并指出这一措施最终将引发更多油轮市场的效率损失。

在航运各板块中，集装箱船行业预计将受到最大冲击，其原因包括美国在全球集装箱贸易中的占比巨大；中国制造的集装箱船比例较高；以及中资航运公司在美线的业务客观份额。

穆迪（Moody’s）测算，假设一艘1万TEU的集装箱船在美国港口停靠三次，对一家非中国船公司来说，为了弥补最高费用，其每个从中国运来的集装箱需额外收费高达750美元，这相当于当前跨太平洋航线运费的20%涨幅。

这还不包括因船队重组或中资航运公司撤出美线而引发的混乱。

Xeneta指出，货物可能改道加拿大或墨西哥以避开费用，同时船舶可能减少美国港口靠泊次数，从而导致港口拥堵。

HSBC全球研究则表示：“以色列-哈马斯紧张关系的持续以及船舶可能规避美国港口，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海运费率下跌的风险。”

但穆迪警告称，USTR的措施可能会带来重大市场冲击和成本飙升，最终导致中美航线货运量下降。

这一影响还将被华盛顿最新一轮关税战进一步放大。

对长期需求萎缩的担忧加剧

特朗普政府近期宣布对中国商品加征10%新关税，使得自他今年1月上任以来的对华总关税提升至20%。此外，美国还计划对加拿大、墨西哥和欧盟征收25%关税，而这些国家已誓言实施报复性措施。

HSBC表示：“新的关税将推高成本，可能会削弱消费者需求，尽管短期内或许会因不确定性导致提前出货。”

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分析师警告称，白宫的保护主义政策正被拿来与臭名昭著的1930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相提并论，该法案曾加剧了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这凸显出外界对于爆发全球贸易大战的担忧。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高级研究员Douglas Irwin在上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如果特朗普的新关税政策全面实施，美国的关税水平将达到二战以来的最高点，这还未考虑到将对欧盟征收的新关税。

“尽管这些计划随时可能发生变化，但如果最终实施，这将成为美国贸易政策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并构成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贸易税收增长之一。” Irwin写道。

对于中美贸易战如何影响干散货航运，Fruergaard认为，影响的关键取决于中国的反应，因为美国并非干散货大宗商品的主要进口国。

回顾特朗普的第一任期，中国的报复性关税导致农产品贸易发生转移，促使吨海里需求增长，因为如大豆等农产品开始从其他市场采购。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对我们来说是利好消息。” Fruergaard表示，“但所有这些干扰因素，终究会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更多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