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关税2.0 vs 1.0: 为何这次对集运更糟？

今时不同往日。

这就是美国最大年度货运承运人大会——TPM 会议上传递的信息。今年，该会议在加利福尼亚州长滩举行，恰逢美国史无前例的关税激增。

一方面，集装箱货运承运人此前在唐纳德·特朗普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已经经历过关税影响。另一方面，“特朗普 2.0” 版本的关税在规模和性质上都有所不同。

对于班轮运输行业的乐观观点是，2018-2019 年间关税并未导致运费大幅下降——货物只是重新流向了不同的全球航线——历史可能会重演。

然而，这次美国集装箱货运承运人受到的影响并不相同。如今的不确定性更大，关税成本更高，这意味着班轮需求的影响可能不会像上次那么温和。

更大规模，更快速度

贸易咨询公司 Trade Force Multiplier 的首席执行官辛迪·艾伦（Cindy Allen）在会议上表示，在特朗普 1.0 期间，两年内影响贸易的监管措施增加了 350%，相当于此前 15 年 的总量。“现在快进到特朗普 2.0，我们在短短 六周 内就看到了 350% 的增长。”

凯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副总裁斯科特·林西科姆（Scott Lincicome）指出：“相比于当前的情况，最初的关税制度简直是小儿科。”

“上一次，美国花了 18 个月到 2 年 时间，对约 3,000 亿美元 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而这次，我们在几周内就对 近 1.5 万亿美元 的进口商品实施了关税。”

特朗普 2.0 版本的关税实施过程也完全不同，这意味着货运承运人几乎毫无准备时间。“货轮在海上航行时，突然间就要支付关税了，”林西科姆说。

艾伦表示，特朗普 1.0 期间的政策制定过程类似于一家企业的正常决策流程：首席执行官设定目标，领域专家提供可行性建议，调整目标后制定合理的时间表。

“这就是为什么上次花了 18 个月，”她说。“当时有完整的流程和程序。”

但特朗普 2.0 期间情况完全不同。

艾伦指出：“决策过程完全无视了所有领域专家。任何不遵循总统指示的人，都不会继续留在政府里。总统直接指定了目标，他基本不关心实施方式，也没有任何反对声音。决策结构前所未有。”

“这种方式加快了政策制定，并且这些政策在几天内就会生效，”艾伦补充道。其后果是，“没有现实可行的执行规划，因为政府机构负责人已不再是决策者，他们只是政策的执行者。”

此前，私营部门的利益相关者可以通过国会议员或政府机构与政策制定者沟通意见，但现在这些渠道已经被切断。“我们过去通过国会代表和各政府机构建立的沟通路径，现在根本无法影响政策方向，”她说。

“所以，我们不仅面临大量新政策的出台，同时也前所未有地失去了表达关切和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

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激增

新的关税政策给美国进出口商带来了极端的不确定性，这可能会对货运流量和海运需求产生不同于特朗普 1.0 期间的影响。

“商业环境中的不确定性极为关键，而在过去几个月里，它已经变得疯狂，”林西科姆表示。他引用了两个指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Index） 和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Index），这两个指数都飙升至历史高点。

“只有在新冠疫情期间，这些指数才曾接近当前水平，而这两个指数的历史可以追溯几十年。”

“这为什么重要？研究表明，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招聘和制造业产出之间存在直接联系。当不确定性飙升时，企业往往会选择观望，暂停决策。而白宫似乎忽略了这一点。”

“此外，我也不确定白宫是否意识到，企业为了应对这种不确定性，正在浪费大量资源。他们投入巨资制定可能永远不会实施的应急计划，同时花费巨额资金进行游说。而这些资金本可以用于企业的正常运营。”

互惠关税计划加剧不确定性

迄今为止，美国对中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关税只是个开始。特朗普 2.0 关税政策的核心——“互惠关税” 战略，将于下个月启动。

林西科姆解释道：“互惠关税制度的基本原则是，美国的关税水平将调整至与各出口国对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相匹配的水平。听起来很简单、公平且有吸引力。但作为一名前关税法从业者，我可以告诉你，这将是一场噩梦。”

“特朗普政府中的一些官员似乎没有真正理解，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美国需要针对多达 200 个国家的数千个关税类别进行调整。

“当前，美国的关税体系涉及数千个税目，而这个新政策可能会使关税类别激增至 75 万到 300 万个，仅仅更新和监管这些关税就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合规执行也会成为巨大问题。”

“在量化和定义补偿性关税方面，我曾经参与过对补贴的反补贴调查，而仅针对一个国家的一种产品，这类案件就需要 数年 才能完成。而现在，政府不仅要针对补贴，还要针对所有非关税壁垒进行调整。”

“企业将会采取观望态度，直到这些关税真正生效。届时，我们将看到全球供应链的重新调整，复杂性加剧，并且将出现大量的‘关税规避工程’（Tariff Engineering）、原产地规则争议等问题。这些或许对律师来说是个好消息，但对美国企业和经济而言，绝非好兆头。”